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其中，重点提到要深度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读过有关报道后个人深有感触。

文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正如孙皓晖先生所言，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西方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观念的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化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西方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的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应对战略。

与之相对应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的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更是中华文明、中国方案和智慧日益闪耀在世界舞台，正在引领着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

艾德佳·沙因(Edgar H．Schein )，企业文化与组织心理学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他的名著《组织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一书中，沙因将组织文化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1.人为饰物。人为饰物是那些外显的文化产品，能够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如制服），但却不易被理解。

2.表达的价值。藏于人为饰物之下的便是组织的“表达的价值”，它们是组织的战略、目标及经营管理原则等。

3.基本假设。组织文化的核心或精华是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规范等，由于它们大部分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层次，所以很难被观察到。然而，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理解每一个具体组织事件为什么会以特定的形式发生。这些基本隐性假设存在于人们的自然属性、人际关系与活动、现实与事实之中。

沙因认为对人为饰物、表达的价值等这些内容的讨论都没有涉及文化的本质，他认为文化是一个特定组织在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融合问题中所学习到的，由组织自身所发明和创造并且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的假定类型，这些基本假定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并被认为是有效的，由此被新的成员所接受。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肯定不是中国人撞大运，没有缘由地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在中国文革还未结束的1972年，他预言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讲这个故事，点不在于21世纪是谁的世纪，而是在1972年，一个外国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国力如此衰弱的时候对中国文明有如此的信心，这需要何等的穿透力和洞察力！

一个民族勤奋固然重要，然而未来能让中国人屹立甚至引领世界民族之林的肯定不仅仅是勤奋，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文明的基因。

基于沙因先生分析组织文化的思路，中国文化思想的深层次基本假设是什么？中华文明的基因何在？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兴趣。

文明的基因，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历史及历史事件沉淀下来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谋略等，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不可改变，将长久地甚至永远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基因。她是“上天”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可能磨灭。

只有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基因，才能更深层次理解我们的来路；

只有深入探究中华文明的基因，才能真正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只有找寻到中国文明的深层次假设，方能理解中西方文明的深度差异；

只有找寻到中国文明的深层次假设，方能理解中国方案的高明。

问题太大，回答起来异常艰难。个人只能是试图做一些分析与归纳，为大家共同探讨这一问题抛砖引玉。

1、崇尚主观奋斗与抗争，不向命运甚至神低头

一个顽强不灭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的本质，就是其内在的生命力。从漫长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超常的生命力既不仅仅是拥有某种独特的文明，也不仅仅是武力至上的绝对尚武精神，更不仅仅是人众地广之势的所谓国家潜力。

之于中华文明，崇尚主观奋斗与抗争、不向命运或神低头的意识和观念融入骨髓，其包含两大方面的假设：

其一，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文明意识。

每个文明的初期都是有神论，但唯独中华文明不畏惧神，我们的祖先从不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的眷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人本思想；西方文艺复兴时启蒙运动把人本主义提高到空前高度，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优先强调道德的自觉自律，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荀子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最早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

其二，强力抗争，扩张有度。

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倔强的抵御消解能力。按照孙皓晖先生的观点，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抗争精神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我把它称之为强力抗争，扩张有度。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抗争史。面对强敌，不管他是神还是人，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抗争。

东晋时期，面对前秦苻坚的一百万大军，东晋将领谢玄、谢石以八万弱师，横挑强敌，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神话。面对金国的入侵，南宋将领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挺身而出，取得朱仙镇大捷、黄天荡大捷。面对强大的蒙古铁骑，南宋臣民不畏强敌，奋力抗争，民族英雄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铮铮誓言，荡气回肠。面对满清的入侵，南明臣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出现了史可法式的英雄人物，更出现了“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等可歌可泣的群体抗击行为。

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诸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钻木取火、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从中可以解读出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作斗争、与灾难做斗争、与环境做斗争、战天斗地的抗争精神。

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扩张有度。从抗击外部入侵的角度，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难能可贵的是，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那种骤然地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果实锁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如，西汉时期对匈奴的大规模用兵，唐朝时期对突厥的大规模用兵，北宋的檀渊之盟，虽然占据了主动，拥有各方面的军事优势，最后都和对手达成了和解，建立了和睦的邻国关系。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是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亚历山大帝国、拜占庭、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

2、强烈的群体精神，维护统一的坚定与执着

分裂内乱，对任何一个民族的伤害，都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华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华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根据历史学家的粗线条统计，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开始，到现在两千二百多年间，除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大约400年分裂时期，大部分时间处在统一的状态，且民族融合逐步加深，主流文明逐渐形成。

从总的方面说，中华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每逢分裂内乱，最后终归统一。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时期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如汉朝，绵延400余年，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深远的基础，汉也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唐朝延续近300年，强盛时期西与阿拉伯帝国划界为邻，势力范围遍布亚洲，影响遍及世界。积贫积弱时期的中国，则基本上是分裂内乱时期。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各种势力星罗棋布，军阀割据，纵横捭阖，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人口急剧减少，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发展处在大倒退时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具有强大的内部自愈能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每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时，人心思统，各种统一力量就会逐渐萌芽，聚集，从量变到质变。英雄人物，脱颖而出，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老规矩，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提及台湾，从历史大潮流看，作者倒是奉劝某些政客，闹独立就是自寻死路。

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中华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之一，应该就是这种统一意识和集体观念。

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中国历史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时，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而是尊重、吸纳、包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中华文明的这种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就是“物一无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和信念。“同”就是“一”，也就是绝对的同一，排斥异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在中国哲学看来，“同”就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创造，不可能有发展。“和”则是不同文化成分、因素相互之间的和谐共处。“和”，要求容纳别人，谅解别人，进一步还要欣赏别人，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以“和”就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开放。中国人把自己的文明理解为一个包含有多种因素，可以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新的价值的复杂系统，所以不会对新加入的因素抱有恐惧和敌视的态度。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堪称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典范。佛教于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佛教思想传入后，中国人花了很长时间去消化和吸收，并将之本土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生于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与道教文化都在与佛教的交融中各自取得了发展，而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学、建筑、绘画、音乐等领域，同样受到佛教的影响与滋养。即便在今天，如果细心寻找的话，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很多也是源自佛教的。佛教后来又经我国传入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到了唐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佛教大国与佛教中心。

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相得益彰，至今很多名山险胜之地，道家庙宇和佛家寺院毗邻，香客，川流不息，一派和睦繁盛景象。

正如孙皓晖先生所言，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称作“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获得文明共生。

如西汉的昭君出塞，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吐蕃和亲，定安公主和回鹘和亲，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等，都给周边国家带去了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所在国家的文明进步。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周边有很多藩属国，如朝鲜，琉球，安南（今越南），缅甸，老挝，不丹尼泊尔等。怀柔政策带给中华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是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

正因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中华文明才能够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4、立根于人类正义与良知的价值原则，更高站位的人类文明胸襟

总体而言，人类文明的演进，时至今日，依旧离我们理想的状态还有太大的差距。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一边是某些国家寻求内部的和平与发展，另一面却是不断的发起战争与冲突，一面是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一面却是输出强权和霸权……人类社会总体所谓的正义的和公理能够得到伸张和维护的力量微乎其微。

腐败与堕落的问题，公平与正义的问题，贫困与饥饿的问题，野蛮、教育缺失的问题，各种资源及要素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掠夺的问题，邪教组织、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全球化出现倒退现象……问题之多不一而足。

面对人类文明进步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整体困境，为了人类的永恒期望，习近平同志曾先后反复强调互尊互信、对话协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给出了中国方案，这些方案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倾注了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深度融入了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基因，为重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相比于西方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方案立根于人类正义与良知的价值原则，体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更高站位的人类文明胸襟；另一方面，我们梳理凝练中国的文明基因，更凸显中国方案的高明和伟大，毕竟，全球治理过程中，需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观念，需要的是人类共同追寻美好（而不是少部分人、民族或国家活得很好，而其他人、民族或国家没有发展），需要的是人类整体文明的提升与进步。

正如作者曾经撰文所言，从国家和人类社会层面看，任何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力始终是制度机制变革和技术变革，而这二者的融合又导致了历史上每一次最重大的经济变革。 

全球通史反复印证了上述这一原理，并一再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现代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之上，一旦人民掌握并创造性地应用这些技术，就会释放出难以预见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全面地改变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也将改造整个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综观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根源在于——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当前人类的整体困境依旧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巨大矛盾。

细细品味，主观奋斗与抗争、强烈的群体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与多元性、立根于人类正义与良知的价值坚守……这些凸显中华民族智慧的文明基因，无不贯穿着我们的悠久历史、伟大的历史事件。今天，我们梳理中国文明的基因，找寻中华复兴的密码，探究中国文化的深层次假设，目的在于更好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更多更好的、富有内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